访谈丨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赖明隆：进博会是全球创新交融的催化剂******

　　中新网上海11月7日电 题：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赖明隆：进博会是全球创新交融的催化剂

　　作者 樊中华 汤彦俊

　　当医学诊疗与元宇宙“跨国”“跨界”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7日，在第五届进博会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展区，阿斯利康及其合作伙伴就医学元宇宙产业融合创新发展层面达成合作，共同探索将全息影像穿刺技术应用于临床诊疗一体化的全流程解决方案，被视为是跨国药企与本土企业携手在全球创新前沿进行的一次“共舞”。

　　“如果全世界有一个国家能率先做到让健康产业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它应该就是中国。”阿斯利康中国总经理赖明隆在当天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进博会，阿斯利康近年来深度参与中国数字化进程，“此类创新让我们得以引领全球”。

　　在赖明隆看来，五年来，恰是乘上了进博会“快车”，阿斯利康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更为多元。“进博会非常高效，海量信息聚集于此，大量合作机遇在这里对接，也有更多机会与各省市政府进行交流，同时，大量高科技行业企业的云集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和探索数字化跨界合作契机。”

　　也正因此，五赴进博会，阿斯利康的参展主题愈加聚焦“创新”和“链接”，注重“展会”之外的“进博效应”。

　　“过去四届进博会，我们已携手合作伙伴为中国共带来6款创新药，本届进博会，更是突破性地展出4款高品质创新药。”赖明隆举例说，这些“进博果实”中，有的已经深入中国逾7000家医院，惠及全国患者；有的曾被列入中国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专项，并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走到百姓身边。

　　与此同时，缘起进博，阿斯利康也与中国本土企业积极合作，将中国的创新药带向全球。“例如我们与本土企业深化合作，帮助其自主研发的创新中成药实现国际化发展，已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地区成功获准上市。”赖明隆说。

　　帮助创新药“引进来、走出去”只是阿斯利康中国创新版图的“冰山一角”。在赖明隆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更是孕育承载未来创新的“苗圃”。

　　“我们非常看重中国的创新，我相信当前中国各个角落都有创新正在走向世界，并且在未来三五年会出现一个非常密集的高峰。”赖明隆说，让中国创新惠及全球已经成为现实，阿斯利康希望能抓住机会，与中国伙伴一起走向世界。

　　通过进博会，阿斯利康创新生态圈也在持续扩容。目前已形成中国智慧健康创新中心(CCiC)、国际生命科学创新园(iCampus)与阿斯利康中金医疗产业基金三驾“创新马车”。赖明隆还指出，阿斯利康与国投创新合资成立的迪哲医药于2021年12月在科创板上市，目前已有数个新药进入临床阶段，将在中国和全球同步注册，“这是中国政府支持外资企业通过中国资本市场融资来实现其中国创新梦的实证。”

　　就在此次进博会上，阿斯利康与江苏、山东、成都、广州等多地政府及企业签约合作，在供应链完善、创新孵化、中医药产业基地建设、肿瘤精准诊断、数字化应用等方面进行更加丰富的创新生态合作。

　　“对阿斯利康来说，参展进博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希望借进博会将中国的创新力量团结起来，助力中国创新出海，”赖明隆说，中国开放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希望每年进博会都可以书写出新的创新故事。(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